白俄罗斯队苦战欧预赛，取得胜利鼓舞士气

　　董贻正

　　《冶金报》（1996年7月更名为《中国冶金报》）创办于1956年7月，那时我在原冶金部教育司工作，偶尔也向《冶金报》投稿，但接触不多。文革期间报纸停刊，1980年7月1日，《冶金报》复刊，当时，我作为原冶金部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是一名副处级的悟空体育干部，却能列席部党组会议，同时列席的还有《冶金报》总编陆子平。这一安排，是当时的冶金部部长、党组书记唐克提出的。他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有两个人可以列席：一个是《真理报》总编辑，另一个是《消息报》总编辑。冶金部党组会议，除白俄罗斯队苦战欧预赛，取得胜利鼓舞士气了讨论人事问题外，陆子平、董贻正都要列席。”可见部领导对《冶金报》的重视程度，而且为办好报纸提供白俄罗斯队苦战欧预赛，取得胜利鼓舞士气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从此，我同冶金报有白俄罗斯队苦战欧预赛，取得胜利鼓舞士气了“亲密接触”，并且有了“与子同袍”的情义。

　　200多篇文稿串联30多载冶金情怀

　　当时，我的办公室是在原冶金部主楼西侧的346房间，《冶金报》编辑部是在350房间，相隔不远，我有机会经常同陆子平和编辑部的其他同志见面。子平同志要我多给报纸写稿，我却缺乏自信。1980年9月9日，我在《中国冶金报》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也谈钢材积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用的是笔名弋彦。随着对行业全局了解的深入和下企业调查的增多，我向报社投稿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08年的28年间，我在《中国冶金报》刊出的大小文章约260篇。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冶金报》上见报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13年9月28日的《重访雅满苏》。

　　这200多篇文稿中，重头戏当首推为贯彻原冶金部党组提出的中心任务所撰写的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其中，不少是以社评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的，有的则是以部长名义刊发的。比如，1984年7月份，国务院相关领导视察鞍钢后，就钢铁工业发展问题发表讲话，强调发展钢铁工业要依靠原有的老企业，走技术改造之路白俄罗斯队苦战欧预赛，取得胜利鼓舞士气；要用世界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工业，要以外国之长补国内之短，利用国外矿产资源。冶金部政策研究室配合《中国冶金报》连续发表《依靠现有企业实现钢铁翻番》《坚持改造使老企业永葆青春》等4篇专论，其中我执笔2篇，对行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90年，冶金部推广武钢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的经验，我在《冶金报》接连发表了5篇“谈武钢走质量效益型之路”的评论文章。在学邯钢过程中，从1995年到1998年，结合当时行业实际，我先后发表了《“真经”如何取到手》《及时总结经验，把学邯钢活动推向深入》《真学邯钢真见效》等多篇文章，特别是1999年，我在《中国冶金报》上连续发表“扭亏十谈”，总结了包括邯钢以及水钢、萍钢等一批企业扭亏的经验，在行业里影响较大。

　　其次是调查报告。我在《冶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调查报告是1981年5月的《走访轻工企业听到的呼声》。当时，冶金部正在积极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产品结构，把涉及老百姓的衣食用等轻工业产品放在重要地位，冶金部计划司、供应局等有关部门联合组织调查组，走访一些轻工企业，我也参加了。听到用户对钢铁企业的产品质量、品种规格、销售方式以及相关的价格政策等颇为中肯的意见，感触良多。回来后我就写了这篇调查报告，在《冶金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引起了钢铁企业的重视，这也促使我以后更加自觉地注意倾听用户的呼声。在这些调查报告中，更多的还是总结钢铁企业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经验。由于这类文章一般篇幅较大，多数我会投寄给有关杂志，但也会选择一些重点文章在《冶金报》上发表。这些年来，我先后发表了武钢调查《从质量效益型到科技创新型》、莱钢的《莱钢炼钢厂 向学习型工厂迈进》、首钢的《走出迷茫阴影 瞄准世界一流》、唐钢的《唐钢绿色巨变的启示》等。

　　再是一些专论。我在政策研究室任职时，唐克部长曾对我和冶金经济研究所副总干事张信传说：“张信传可以是自由论坛，董贻正必须是遵命文学”。我理解所谓“遵命文学”并不是唯领导之命是从，而是要根据领导的意图，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就是我后来总结的自己的行为准则“五不”里的“为上不唯上”。 在中国冶金企业管理协会更名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后，在工作上我已成为一个自由人，没有任何组织给我命题作文，我主要是应企业之请，进行调查咨询，帮助企业转变观念，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多半属于改革创新、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的专论。其中在《中国冶金报》上登载的有《实施成本战略，应对减利趋势》《重视执行文化 提高执行能力》《学宝钢 学什么 把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等。同时，通过对基层企业的调查，反观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也多次在《中国冶金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业内外人士商讨，其中有《实现钢铁强国应从薄弱环节抓起》《淘汰落后：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从出口钢材第一大国看宏观调控》。对一些带有争议性的文章，我则更多地投寄中国冶金报社所属的另一份刊物《冶金经济内参》，诸如《尊重经济规律 加强宏观调控 认真对待规模扩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进一步防止钢铁行业规模无序扩张》《总结经验教训 寻求解决产能过剩之道》等，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

　　在这200多篇文稿中，数量最大的还是一些小言论，约有80余篇。这些短文，少则几百字，多则千把字。取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调查中触发的感想。我最早在《冶金报》上发表的小言论《环境美与职业自豪感》就是受杭钢焦化厂环境治理后职工精神面貌变化得到启发的；《“鞭打快牛”辨》则是在萍钢调查时，听到职工间流传的一句话“宁做快牛被鞭打，不做懒牛被淘汰”有感而发的；《想起了<十渐不克终疏>》是看到有的企业在扭亏后重新滋长铺张浪费而写的；《四亿元买信誉》《有感于宝钢的“局级工人”》《于细微处见精神———说说宝钢运输部的精品意识》等都是从宝钢实践中得到的启示。二是读书、读报的感悟。像《优秀是卓越的大敌》《慎防3C》《两个80%：20%带给我们的思考》，也可以说就是读书笔记。至于像《愿我们有更多谭丽丽式的好干部》是在看到《中国冶金报》记者马金山撰写的长篇通讯《谭丽丽其人其事》后，深受感动，立刻提笔一挥而就的。该文署名是用的笔名，类似的文章还有《愿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陈钰珊》。这类从《冶金报》的报道中获得启迪而写的小言论还有多篇，这也是我从《冶金报》所获得的教益。这些小言论，提倡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观，一种职业道德，一种创新精神。据反映，由于其短小精干，言之有物，颇受读者青睐。

　　以雪中送炭之情 诉锦上添花之义

　　对《中国冶金报》，我不仅具有忠实读者和热心撰稿人的双重身份，还作了一次拔刀相助的见义勇为者。

　　1999年下半年，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上不办机关报，其所办报纸，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划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报社或报业集团。至于《中国冶金报》今后的命运，当时听说是在某报业集团每周出1个~2个冶金版。我觉得这样一份办了40多年、在行业中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如果因此销声匿迹，于法无依，于理不合，就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封信，标题是“不该以行政手段强令各产业报停刊”。我很快接到国务院秘书局的回函，内附一张电话记录的复印件，是国家另一部门反映同一问题的电话记录，朱镕基批示有关部门处理此事。后来听说当时的国家冶金局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中国冶金报》被保留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虽然这件事我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至少说明我与《中国冶金报》的情谊。

　　倏忽一甲子，《中国冶金报》在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历届报社同仁的团结拼搏、共同努力下，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发展壮大。复刊以来，报纸从周1刊到周4刊，篇幅从对开4个版到8~12个版，内容的涵盖面更见广泛，深度报道精彩纷呈，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业内外获得很好的声誉。

　　当前，钢铁工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冬时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走出困境，也不是朝夕之事。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有人感到迷茫，有人无所适从，有人信心不足。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中国冶金报》能更好地起到释疑解惑、引领方向、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为我国钢铁工业浴火重生，迈向钢铁强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愿以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大哥身份，向为《中国冶金报》的发展壮大作出积极贡献的报社同仁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并祝《中国冶金报》更上一层楼，夺取新胜利！

　　（董贻正：原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